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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书号:11841)最新章节,徐锦庚陈望道小说免费阅读

小说: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书号:1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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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锦庚

简介:简介:本书为报告文学
讲述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版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出版前后的传奇
围绕这本书的源起、出版、翻译、传播、保存和重新面世,都有详细的考证和记述,鲁北农民在《宣言》引导下进行革命的事迹,得到重点控掘

角色:徐锦庚陈望道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书号:11841)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书号:11841)》免费试读免费阅读

默认卷(ZC) 引子 周恩来的一个遗憾
1975年1月,全国人代会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周恩来总理和陈望道先生坐在了一起。病中消瘦的周恩来,紧握着陈望道的手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啊!两位世纪老人的一番对话,给后人带来了一段什么样的国家记忆?

1975年的新年刚过,一些细心的人在不经意中发现,曾一度沉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忽然热闹了起来。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一片忙碌。再仔细打量这座庄严的建筑物,人们又看到,大会堂的门外张灯结彩,楼顶上也新换了一排国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

消息传开,国人这才忽然想起: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原来还有这么一件大事。

第三届全国人大是何时召开的?人们在脑海深处搜寻,许久,才打捞出记忆碎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只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原本每届五年、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没再举行过,至今整整十一年了。

张劲智是人民大会堂的一名普通服务员。会议开始前,他被叫到主席台一侧的四川厅。

进门一看,张劲智愣了:空荡荡的大厅里,邓颖超大姐孤零零地坐在角落。

张劲智是经验丰富的老服务员,参加过第三届人代会的服务工作,多次见过邓大姐。他赶紧趋步向前,想打声招呼,忽然发觉气氛不对。

邓大姐一向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往常见了工作人员,笑容可掬,一脸阳光。今天,她却是满脸忧郁,若有所思。

见张劲智进来,邓大姐向他招招手,示意他坐到身边。张劲智心怀忐忑,侧着身子坐下。

小张,听说今天是你在主席台服务?邓大姐上来就问。

是。张劲智小心回答。

总理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只喝了多半碗粥,一点干的都没吃。他讲完话后,你盯着点,别让他晕倒了。邓大姐一脸的牵挂。

张劲智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才明白邓大姐为什么如此忧郁。

周恩来三年前就病了。

1972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按惯例,为总理做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里发现了四个红细胞。几天刚过,红细胞的数量猛增,一下子到了八个。到北京医院复检时,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那一年,周恩来七十四岁。

过度的操劳,加上一再延迟治疗,到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血尿不止。血液凝结成血块后,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时异常痛苦。每次排尿,周恩来都像是干了一件重体力活,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工作人员心痛不已,背地里暗暗落泪。

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1974年6月1日,周恩来被迫住院治疗,先后接受大小手术十三次,平均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即使如此,周恩来仍在医院批阅文件,频繁会客。

1974年9月30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抱病参加。这是他最后一次主持国庆节招待会。

四届人大开幕前,工作人员得知周总理将出席,私下里兴奋地传递喜讯。张劲智也不例外,他并不知道总理患不治之症,以为总理身体好了。听了邓大姐的话,他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也深感责任重大。

1月13日晚八时,人民大会堂大厅内灯火辉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面对代表们的热切目光,七十七岁的周恩来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发现,与昔日神采奕奕的形象相比,眼前的周恩来恍若两人。他步履蹒跚,瘦削的脸庞上布满了老年斑,声音里也透着疲惫。

谁能知道,出席四届人大,竟成了周恩来生命中最后的一件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本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大会开始前,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毛泽东主席指定邓小平组织起草,并要求字数限制在三千字左右,以便周恩来能在大会上顺利读下来。

接受邓大姐重托的张劲智,站在主席台侧面隐蔽处,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恩来的一举一动。

他注意到,做完报告后,总理原本一直挺直的腰板塌了下来,整个人陷进座位里。他右手伸向茶杯,三指捏住杯把,却端不起来,又伸出左手,两手合力,才将茶杯端起,颤巍巍地送到嘴边,由于手抖得厉害,茶水溢出来,洒到了胸前。

张劲智心里一阵悸动:总理已经虚弱得连端茶的力气也没有了!若是平时,他早就冲过去帮忙了,可是今天不能。他急得暗地里直跺脚。

晚年的周恩来,在愈演愈烈的“文革”中,虽然自身处境日渐艰难,可为了保护老干部,减少动荡带来的损失,拖着重病之躯不停地奔走呼吁,用他的镇定自若,随时化解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矛盾。

我们看到过这样一份资料:周恩来总理在1974年1月至5月的一百三十九天中,有九天连续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七十四天连续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工作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五天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时以内。

自知时日无多的周恩来,在本届人代会上有太多的事要做。既要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定调子,又要排除“四人帮”的严重干扰,还要全力举荐邓小平。

大事没有耽搁,小事他也放不下。这天会议间隙,他让人把参加会议的陈望道请来。

不一会儿,走廊上出现了一位身材瘦削、步履蹒跚的老者,他拄着拐杖,嘴角略有点歪,是轻度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他就是陈望道,复旦大学的校长,也是全国人大的常委。那时,他已八十五岁高龄,比周恩来年长七岁。

陈望道出现在门口,周恩来艰难地站起身,挣脱工作人员的搀扶,身子前倾着迎了上来。两位老友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彼此都专注地打量着对方。

陈望道惊讶地发现,周恩来身体单薄得像层纸(这时总理体重仅有六十一斤),原本温暖有力的双手柔弱无力,手背上尽是斑斑点点。

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脸上满是忧戚,嘴唇嚅动着,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读懂了他的心思,淡淡一笑,用左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安慰道:这是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不碍事。

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挪到沙发前坐下。工作人员给陈望道泡了一杯茶,盖上杯盖。

周恩来细心地帮陈望道取下杯盖,示意他喝口热茶。待陈望道放下茶杯后,周恩来定定地望着他:首印本找到没有?

这不是总理第一次询问了。

陈望道依然无奈地摇摇头:没有。

周恩来轻轻叹口气:长征的时候,它是我的贴身伙伴啊。本来还想再看它一眼,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陈望道顿了顿拐杖,也叹了口气:我已经寻访了多年,一直没有消息。如今我老朽了,恐怕满足不了总理的愿望喽。

周恩来轻轻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露出了焦虑的神情。

旁人不知道周恩来要找什么,但陈望道知道,总理是在询问《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印本的下落。

而陈望道,正是这个版本的译者。

在非常的年代,周总理这样关心最早的中文版本《共产党宣言》,格外意味深长。

临别时,周恩来握着陈望道的手,摇了又摇,怅然若失又心有不甘: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路明灯。找不到它,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绝对想不到,一百三十七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在重病缠身的垂暮之年,仍对这部著作牵肠挂肚。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里,这本著作,会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忠实追随者。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开疆拓土的早期领导人身上,都留有《共产党宣言》的深深烙印。

刘少奇最早接触《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秋季。

当时,成立不久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二十二岁的刘少奇和十六岁的任弼时、十八岁的罗亦农、十七岁的萧劲光等,都是这里的学员。学习的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给他们讲授的,正是译者陈望道先生。

那时,刘少奇还是一个进步青年,正在为要不要入党而犹豫。听了陈望道的讲授后,他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岳、蒋光慈等一批热血青年,怀着寻找救国之路的急迫心情,来到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习,主要课程就有《共产党宣言》。

在刘少奇后来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都能看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子。

朱德1922年9月赴欧洲时,与周恩来一见如故。经周恩来介绍,当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送给他一本珍贵礼物——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在这之前,朱德从未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文献,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如此新鲜而又深奥的革命道理。他如饥似渴地反复诵读,犹如醍醐灌顶。在柏林支部,他和同志们经常围绕《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共产党宣言》就像是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立志拯救中国的一代有志青年前进的方向。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热血青年,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启蒙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一阵激烈的枪炮声过后,南京总统府楼顶的青天白日旗飘然落地。

当晚,邓小平和陈毅拂去身上的硝烟尘土,信步走进总统府图书室。蒋介石仓皇逃跑,大多数书籍都来不及带走。望着满室的书籍,两个四川同乡大开眼界,一边翻阅,一边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交谈。

邓小平说:戎马倥偬了半辈子,一直想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却一直不得空。真想就住在这个图书室里不走喽。

陈毅打趣道:我说同志哥,这可要不得噢!中山先生不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嘛。

一句话勾起了邓小平的美好展望:是的是的,等将来赶走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一定要好好办学校、办教育。我们自己的学业被耽搁了,不能再耽搁娃儿们的学业了。

陈毅赞许道:对头,对头,最好多给娃儿们创造些条件,让他们也到国外去长长见识。当年,我们不都是在旅欧勤工俭学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嘛。

陈毅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角落里抽出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小三十二开大小,封面是蓝色的。他定睛一看,惊喜地冲着邓小平说:快看,我发现宝贝了!

邓小平凑过去,也十分惊讶:怎么,是《共产党宣言》?

陈毅大笑:老蒋怎么也藏着这本禁书?难道说,他也改变信仰了?

邓小平嘲讽道:他肯定是很想知道,共产党为什么凭着小米加步枪,就能把他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呀,是想从这本书里找答案呢!

陈毅问: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

邓小平道:是在法国,有人从国内带过去的。我正是读了这本书,才认准这条路的。

陈毅一听,惊喜地说:哎呀,这么巧?我也是在法国读了它后,才茅塞顿开的!不光是我,我们那一批年轻人,也都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邓小平一拍陈毅肩膀:什么叫殊途同归?这就是啰!

两位战友哈哈大笑。连日战事带来的疲倦,在这笑声中云消雾散。

陈望道深知,对《共产党宣言》,周恩来更是情有独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最早了解《共产党宣言》者之一。

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只有二十一岁。那是1919年,他在日本留学时,通过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了解到《共产党宣言》一书。

1920年10月,他赴法留学,与蔡和森等人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2月,周恩来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七月改组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总支部先后出版了《少年》、《赤光》刊物,也宣传过《共产党宣言》。

1922年8月,《少年》上发表了周恩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共产党宣言与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1926年,周恩来在他撰写的《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文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句话,后来的中文译文不少人耳熟能详:“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从长征到抗战,周恩来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总是不离不弃,里面就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只要有空,他就会拿出来反复诵读,不断咀嚼,用来指导遇到的具体问题。

因为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周恩来对陈望道也格外关注。每次见到他,总会习惯性地提起《共产党宣言》。

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周恩来郑重地向代表们介绍陈望道,并且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陈望道连连摆手,站起来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惶诚恐地对周恩来说:言重了,言重了,我只是学了点皮毛,而且食古不化,不像您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这样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1954年10月,陈望道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又提起了《共产党宣言》,还特意问他,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根据英文版,同时参考日文本。周恩来还与他交换了对翻译的一些见解。

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周恩来心目中的地位。

“文革”期间,陈望道一度受到造反派的打击。周恩来知道后,点名要求上海保护好陈望道,阻止了造反派对他的迫害。

1972年2月下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公报》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接到邀请通知,到上海虹桥机场迎接美国总统。

这是他复出工作后参加的第一次外事活动。

当天早晨,陈望道早早来到机场,排列在迎候贵宾的行列中。由于两年前中过风,加上毕竟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他本来矫健的步履变得迟缓,不得不依赖拐杖。陈望道刚站定不久,周恩来就出现了。原来,他早已等候在机场。

周恩来一眼就看到了陈望道。他疾步上前,紧紧握住陈望道的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嘱咐他出门穿暖点,然后扭头对站在一旁的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说:陈望道先生年岁已高,以后不要让他来机场迎送国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会见就可以了。

陈望道一听,连忙摇着手,笑着回答说:不碍事,不碍事的,我没有这么娇贵,体力还行呀!

周恩来刚转身要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头问陈望道:对了,《共产党宣言》首印本找到了吗?我一直惦记着它。

陈望道有点过意不去,惭愧地说:我也一直在找,但到现在也没能找到。

周恩来轻轻拍拍陈望道的胳膊:还要继续找,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啊。

陈望道郑重地点了点头。

江南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呼出的热气瞬间成了白雾。刚度过政治寒冬的陈望道,听了总理的话,浑身暖融融的。

中国共产党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直至当家做主,经历了二十八个春秋。二十八年间,《共产党宣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伙伴,没有哪部理论著作,能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凝聚起中国革命者的共识。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用心血和生命的践行,《共产党宣言》才得以在中国的土壤上绽放出绚丽之花。

继陈望道的中译本问世后,《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现了不同的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有华岗译本、成徐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和莫斯科译本等。

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史称“华岗译本”。书中除《共产党宣言》正文外,还翻译了《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篇末附有《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全文,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

1938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成仿吾和徐冰以德文版本为底本译成的《共产党宣言》,包括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史称“成徐译本”,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干部的必读书籍。这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其语言更接近于现代汉语,表达更准确,既有竖排版,也有横排版。“成徐译本”抗战时期广为流传,不仅在国统区流行,在敌占区也时能见到。这个译本最后一次再版,是1953年12月5日,序言增加到了七篇。

这是成仿吾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1929年,他在法国留学时,曾以德文版本为主、参考英法文译本翻译过一次,并托一位德共党员将译稿带到莫斯科,原计划转给正在那里的蔡和森,交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但译稿送到莫斯科时,蔡和森已奉命调回国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就被捕牺牲,译稿也不知下落。

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江苏无锡人陈瘦石所译。这大概是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陈瘦石翻译了美国人洛克斯和霍德所著的《比较经济制度》,该书分两卷,附录中收有《共产党宣言》全文。陈瘦石全部翻译过来,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共产党宣言》的作用。

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博古校译本,系博古参考俄文版,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加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这个译本的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是新中国成立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这是该局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附有全部七篇序言。1949年初,这个版本运到中国,从六月起相继重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发行总数达千万册以上,是发行量最大的马列经典作品。国家民族语文编译局还把它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蒙文等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虽然《共产党宣言》版本众多,但论社会影响力,论对青年人的感召力,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论文物史料价值,其他版本都无法与陈望道版本相比。

正因如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念兹在兹,周恩来才一辈子铭心镂骨。

一年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

又过了一年多,1977年10月29日,八十七岁高龄的陈望道在上海病逝。

两位老共产党人,都未能再重睹《共产党宣言》首印版本。

就是这册被两位老共产党人心心念念牵挂不已的中文首译版本《共产党宣言》,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在历史岁月深处鲜为人知的国家记忆。

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国家记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民间辗转流行的前世今生,不仅真实而鲜活地记录了中华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段历史的政治革命的风云际会——历史、革命、土地、人性,构成了这段历史坚实沉厚的质地,激荡起雄浑激越的旋律;更生动而丰满地雕绘出无数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他们那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勇毅精神和无私奉献大德昭昭的高尚情怀,既凝聚着天地精华,飞扬着中华魂魄,又抒泻着乡野元气,泽被着华夏大地。

现在,让我们一起怀着虔恪和崇敬的心情,沿着时光隧道回溯,去重叙这段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吧。继续阅读《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书号:1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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