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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谈《红楼梦》(书号:11757)最新章节,李国文《李国文说唐》全文免费阅读

小说:李国文谈《红楼梦》(书号:1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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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国文

简介:简介:这是当代名作家关于《红楼梦》解读与启示的书
该书不同于“红楼”专家、学者的研究、著述,而是以小说家的视觉和思维,凭借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几十年文学创作的经验,对《红楼梦》的写作境界、人物的艺术魅力及政治背景,进行阐述和解读
他们的解读独具慧眼、别有意境,既有学者的智慧,又有作家的敏锐,可以说是曹雪芹的异代知己、《红楼梦》的解味之人

角色:李国文《李国文说唐》

李国文谈《红楼梦》(书号:1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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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最怕胡庸医
——海明威曾经愤慨过,三十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患上不育之症,写不出东西,就是评论家教导的结果。

秦可卿病得很重,贾府上下焦急万分,请来名医张友士,诊脉以后说道:“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这番话的意思,连傻子也听明白了,何况贾蓉?可到底害的是什么绝症?医生不说,作家也不说,《红楼梦》中这位始终是谜团一样的美人,又多了一层悬念。

据张大夫“或以这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的话来推测,即将香销玉殒的、也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最完美女性,有可能患的是妇科肿瘤之类的病症,而且到了晚期,再高明的医生,也是回天乏术了。

平心而论,人之垂危,是很值得同情的,无论以往有多少不是,也不应该苛责了。清末的王希廉,即护花主人,最早的《红楼梦》评点家之一。在大夫阐讲病情一段,于书眉批上“一副色欲虚怯情状”的评语,是有欠厚道的,无论如何,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嘛!

评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李卓吾、金圣叹、李渔、毛宗岗,为其佼佼者,在古典小说批评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评点式批评,及时跟进,随感而发,嬉笑怒骂,生动活泼,是其优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忽略全局,是其缺点。因此,长于“后顾”,短于“前瞻”的手术刀式的评点,作用于文本的意义,要大于对文学运动、现象、潮流、思潮的探讨与研究。中国的文学评论家,或批评家,所以“事后诸葛”者甚多,“高瞻远瞩”者甚少,恐怕和评点的这种弊端有关。积习相沿,旧风不改,也是当代中国大师级评论家难产的原因。

虽然不少人自命为大师,或被徒子徒孙尊之为大师,那是小圈子里的室内清唱剧,纯属自娱自乐。这位王希廉,大概也是有“大师感”的人,在那里信马由缰地开评。北京有一句俗话,形容某个人胡说八道,叫做“真敢开牙”,他就是一个。其实,此公倘不是依附在《红楼梦》的字里行间,谁会知道他是老几呢?谁会在意他说的那些昏话呢?

这也是《红楼梦》问世以来,招来不计其数的食客,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的缘故。凡树大,底下乘凉者必多;凡显学,赖以蹭饭者必众。凡本主儿长眠地下无法从棺材里爬出来辩白,那些“真敢开牙”的家伙必蜂拥而上,这就是大师难逃的悲剧命运。

“护花主人”得风气之先,是较早啃红学得了便宜的一员,称得上是时下所有捧红学饭碗者的前辈。他这“雅号”,自作多情,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那假正经,令人讨厌,他那自以为是,令人讨嫌。对不怎么样的批评家来说,无论古今,都患有这两种胎里带的毛病,很难治愈。有什么法子呢?怀有太多的一己之私,必假正经,凡罔顾客观自说自话,必自以为是。于是,一张油脸,一双鼠眼,满嘴喷沫,口臭熏人,让人受不了。

评论界的这种陈年痼疾难除,也就别指望当代文学批评史能够使人多么振奋。

显然,此老为焦大“爬灰”说,脂砚斋“淫丧天香楼”说所囿,偏往歪处想,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从孔夫子起,提倡中庸之道,讲不偏不倚,讲无过无不及。实际上,数中国人最不中庸,不是以偏概全,就是矫枉过正。好,好到无以复加,完美无缺,恨不能将所有谀词都用上;反过来,孬,也必然孬到一无是处,连本非孬的一切,也挂搭上了。

其实,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但秦可卿一病,真可怜哪,这位漂亮女士,倘得不上艾滋病,起码也要得上花柳白浊、杨梅大疮,才对得起列位看客似的。王希廉一句“色欲虚怯情状”,这位长门长媳,要在“文革”期间,就该挂上破鞋游街了。所以,对于说得太好,好得不得了,或说得太坏,坏得不知伊于胡底的文学见解,应该抱老农“听蜊蜊蛄叫唤,还不种地?”的质疑精神,爽性去他妈的。因为,王希廉虽已作古,但王希廉式“想当然耳”的评论,是不会绝迹于文坛的。

这位经冯紫英介绍来的医生,望问闻切以后,提起笔来,开了一张药方,共十四味,外加两味引子。对中医药了然无知的我,曾经拿着这方子求教过认识的大夫,那也是《红楼梦》的一个读者,他说,这应该是一副既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安慰剂,作为医生,总是要聊尽人事的。

酷评家对他要灭的作品,就缺乏最起码的宽厚了。

很惭愧,早先读到这张药方,总是一掠而过,从不思量。后来,我也学着写些东西,懂得写作的“惜墨如金”和“一字不易”的道理,便揣摩到作家的每个构想,都具有其个性化的特质。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尤其那些特别要写出来的东西,必然带着轨迹可循的个人色彩。便对大师的这份执拗感到好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不知道大多数读者,不会介意这张药方的?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巨册《红楼梦》校注本,方子上每味药的具体分量,几两几钱都明细标出。但绝大多数版本,如俞平伯、李希凡校订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历次版本,如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的《石头记》版本,都不买大师的账,通常略去这些细节。因为,方子已属多余,有这个分量,无这个分量,更无关紧要。

“良工不示人以朴”,他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尽管红学家多如过江之鲫,但很少有人悉其用心之苦,不由得为大师的寂寞一叹!那个最为絮絮叨叨、最为婆婆妈妈的脂砚斋,居然保持缄默,让我意外。

这真痛苦,评论家一失语,读者不就该无所傍依地惶惑了吗?

不晓得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否于文字中,插入一纸处方者?因读书不多,所知有限,不敢断言其无。但中国有小说以来,唯见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李瓶儿丧子以后,哀毁成疾,西门庆曾经请了一位赵太医来给她看过病,出现过药方。但那仅是几句顺口溜,作不得数。不像曹雪芹郑重其事,将一张正经八百的药方,堂而皇之地条列作品之间。如果能够上吉尼斯纪录,估计《红楼梦》为独一份。

也许读者手头的《红楼梦》一书,未必有这个标记分量的中药方,现抄录如下: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人参二钱。白术二钱,土炒。云苓三钱。熟地四钱。归身二钱,酒洗。白芍二钱,炒。川芎钱半。黄芪三钱。香附米二钱,制醋柴胡八分。怀山药二钱,炒。真阿胶二钱,蛤粉炒。延胡索钱半,酒炒。炙甘草八分。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红枣二枚。

一般来讲,作品中写医生及其治疗过程,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情,曹雪芹偏要录入这张无趣的药方,首先,不能不敬服大师的相当自信,他估计到你不会细看,也要照抄上去。作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如此破天荒之举动,恐怕只有他方能为之。一般作家,想都不敢想,更甭说做起来了。我等小八腊子,纵使借给咱斗大的胆子,也未必敢干。

其次,我也试着想,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作品,应该有“万皆备于我”的器度和胸怀。但这张干巴巴的药方,能炫耀其作品之包罗万象,能显示其学问上之广知博识吗?如果把曹雪芹看成如此浅薄,那倒是对大师的亵渎了。因此,我一直尝试着理解大师,将药方固执地留在作品中的意图,是不是有一份难以忘怀的心结在?

家道败落,生活困厄,弱妻病子,聊倒西郊,“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大师的那一份艰窘,可想而知。穷,当然不好过,也不是不能过。假设他早年不曾“锦衣纨绔,饫甘餍食”,也许躬耕自娱,粗茶淡酒,甘苦其中,无怨无悔,不是不能将就一辈子的。可富“过”以后再穷“过”,那盛世辉煌、钟鸣鼎食的记忆,对生计艰难、穷困聊倒到如此田地的他,重温锦绣年华的绮丽往事,除去悔愆交织,惭恨相继,还有什么呢?这种熬煎的痛苦、折磨的滋味,对于大师心灵上的戕害,甚于“饔食有时不继”的饥馁,甚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拮据。所以,儿子痘殇,新妇飘零,伤感成疾,泪尽而逝,是他,也是他这既贫且病的一家子的必然结局。

在书中,贾宝玉赞美煎熬中药的那股气味,胜过世间一切的香,恐怕也是曹雪芹长年离不开药罐的体验。因此,药方虽区区不足道,一定寄托着大师一份不了之情、难尽之意。无论如何,这位最早启发了贾宝玉性觉醒的女人,这位第一次使他尝到禁果滋味的女人,这位在他情爱途程的起跑线上起过催化作用的女人,成为他心灵的守护神,是可想而知的。那么,焉知这张药方不是曹雪芹与这位女神契约中的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呢?

正如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药》的结尾,坟上出现一朵小小的花,在风中摇摆那样,是他对牺牲者在愚昧中永远孤寂的死,所作出的一点心祭。鲁迅先生说出来了,我们有幸知道;曹雪芹没有说,我们只好体味和猜测了。

评论家居高临下,鸟瞰众生,难免有大而化之,眉毛鼻子一把抓的粗疏。像王希廉这样的评家,敞开乌鸦嘴,大放厥词,搅七念三,完全是猪八戒吃人参果,根本不知其味,纯系扯淡了。因此,庸医杀人,庸评杀文,这样说固然偏激,但用来类比的话,还是有一定警醒意义。

所以,大师这张执意写在书中的药方,我认为应该是他那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所露出来的冰山一角,不可淡淡看过,否则,那一口鲜血,就没来由了。

作家在其字里行间,要想完全隐藏起自己,不露丝毫痕迹,是很难做到的。可以掩饰,可以矫情,可以假张致,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暂时可以,长久不行。其本能、其天性、其下意识、其弗洛伊德心理,对一个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归根结底是要起决定性影响的。

所以,这些年来,在一些同行中间,为什么性无能的作家热衷写性?为什么一腿泥的作家硬扮贵族?为什么略有风头的女作家排他成性?为什么夕阳西下的老作家怨天尤人?为什么没落作家留恋昨天常摇头叹息?为什么普罗作家喝着鱼翅要铲除不平?为什么学历空白的作家削尖脑袋争当教授?为什么半瓶白醋的作家上蹿下跳全赖炒作?为什么酷派作家以骂倒众人求鸡犬升天?为什么媚外作家拿外国垃圾来欺骗国人?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己有关。

于是,缺乏什么,狂补什么,拥有什么,卖弄什么,显然是以上这些“为什么”得以在文字中暴露的原因。不是“文如其人”,而是“睹文知人”,这些同行们的内心情结最终是按捺不住的。花言巧语也好,直奔主题也好,转弯抹角也好,卖乖卖快也好,或明或暗,或隐或显,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要表现出来。虽然,深沉一点的人讳莫如深,但琵琶半面,欲盖弥彰,蛛丝马迹,仍有踪迹可寻。而那些浅薄的人,情不自禁的烧包、津津乐道的自得、摇头晃脑的炫耀、小人得志的嘴脸,就更不敢恭维了。一位朋友说,每当见这等货的表演,恨不能踢过去几脚才解气。这番话,多少道出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心声。

因此,曹雪芹将张友士为秦可卿开的药方,抄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可能是他一次心碎的早恋记录。一个极美丽,又是极成熟的女人,对正处于性觉醒期的少年,那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那些曾经在歌德、托尔斯泰等大师笔下写过的场景,又在秦可卿对他启蒙时读到。在贾宝玉心目中,她是色与性兼美的伊甸园里的夏娃,是最早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爱神。所以,云板响起,丧音传来,在情天孽海中的少年贾宝玉(很大程度也是作家自己),能不“哇”的一口鲜血喷出来吗?

虽然,秦可卿之死是这部史诗中胜过元妃之死、胜过贾母之死的最辉煌的篇章,然而,惊鸿一瞥,流星消逝,魂梦依依,人琴两亡,只有这张存有伊人芳泽的药方,其保存下来的愿望,对一个爱恋得太深的作家来说,那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固然这是作者私衷的表露,但如能给读者一个想象空间,何尝不可呢。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也不尽然。有的,可以用语言表达;有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有的,像国画上的空白,是用来作无边无垠想象的。读者,不光捧着书在那里读,思索或许是最重要的。因此,与阅读同时的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感情升腾,在审美中获得愉悦,那才是艺术享受呢。

所以,性灵的文学特质,就怕庸人们在那一一坐实,尤其怕乱施虎狼药的胡庸医式的评家,文不对题,瞎白乱说,有时候,不仅毁了作品,还会毁了作家。

可敬的红学家们,几十年来使《红楼梦》变成作者信史的努力,干的正是这种大煞风景的事。中国有的是足以向全世界骄傲的历史著作和史学大师,但能够进入全球文学视野中的不朽作品和文学大师,实在是屈指可数。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曹雪芹,好容易有这么一部《红楼梦》,结果,被无数死去的、活着的食客们,生生鼓捣成一部个人的、家族的传记。不朽之作被他们搞得支离破碎、大卸八块,真他妈的让人痛苦!经他们玩剩下来的《红楼梦》,鲜活的诗一般的灵韵,化为乌有,文学全部蒸发得干干净净,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剩下的只有索然无味。

曹雪芹生前万万不曾想到,他的书能养活这么多人。红学,成为一个行业,不仅可以立足谋生,赚钱养家,还可以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如果大师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谁承想收获的却是跳蚤。

红学家,是特殊的评论一族,但其中,良莠不齐,跳蚤不少。

于是我想起一张曹雪芹画像,肯定是跳蚤们干的好事了。若大师看到那个面胖、躯肥、体黑、富态、一脸俗气的市侩,就是他本人的话,我估计他会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的。其实,这些作伪者,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都是聪明太过,而常识性的智商甚低的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了。博士一直到死,也交代不出他甲戊本的来路和出处,他说他忘了,也太把别人当小孩子那样容易哄了。同样,从收破烂那儿寻觅出这张不知其谁的画像,冒充曹雪芹来骗钱的主,至少也该去查一查敦诚的诗。那一句“四十萧然太瘦生”的“瘦”字,说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急火攻心,涌上来的一口鲜血,是可能的。而画像中更类似油盐店掌柜、大车店老板的酒囊饭袋,除了龌龊,还能吐出什么呢?

所以提到敦诚的这首挽曹雪芹的诗,正因为这个“瘦”字。

“瘦”,是曹雪芹贫、病、荏弱、伤感的身世所致。“瘦”,也是作家“四十年华”,时值壮年,灯油耗尽,弃世而去的原因。正是这个“瘦”字,解开了《红楼梦》中,求医问药、看病治疗的场面,为什么如此之多;也解开了大师笔下,健壮之美、阳刚之气的男子汉,为什么如此之少的疑窦。他肯定是一个北京人所说的“病秧子”“药篓子”,所以,医疗话题之多,医生人物之多,治病场面之多,药物名称之多,构成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是遐迩皆知的。法兰西文学大师福楼拜的夫子自道,是作家写到情深处的真诚自白。一个作家要想在作品中,写出绝对无我的境界,等于拔着自己的头发,徒劳地想离开地球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唯其曹雪芹如此,贾宝玉也不能不如此,连带着,引为契兄契弟的柳湘莲、秦钟也如此,都是女人气十足的男性。能够披挂上阵,击杀强虏的英雄人物林五娘,恰恰是“将军俏影红灯里”的一个有男人气的女人。

曹雪芹的“瘦”,注定了他的孱弱体质,注定了他不少与医生打交道。在《红楼梦》中,医生这个行当,是荣宁两府以外社会分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职业,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也就不必感到意外了。

不知曹雪芹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写的“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中为秦可卿看病的张友士(第十回),给贾母看病的家学渊源、两代悬壶的王御医(第四十二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的那位未必就姓胡、给晴雯看病的胡庸医(第五十一回),“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那个插科打诨,贫嘴寡舌的江湖郎中王一贴(第八十回),这四位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看作是某些批评家的肖像写照。前人云,“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抑扬作品,褒贬作家,剖析潮流,针砭弊端,提倡什么时,谆谆告诫之心,言短意长;反对什么时,循循善诱之情,溢于言表。评家对作家的帮助,某种程度上类似医生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评;治和评,这两者,工作对象不同,工作性质却是相同的。不过,治人病者曰医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评家,曰评论家,称呼上有所不同罢了。据我所知,中国作家身体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谁也不敢打保票。因此,如病人需要医生一样,作家需要批评家和评论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学理论家。因为,文学家按感觉来写作;评论家按规则做文章。感觉,很难说好或不好。规则,却是能作出该和不该的判断。所以,凭感觉的文学家,常常需要依赖懂规则的评论家指点,这就好比车要靠马拉着走。但是,理论有时可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死的规则与活的感觉脱节太多的话,在文学史上,我们便会看到车推着马走,或者,车拉着马走的评论缺席的现象。

或点石成金,剖璞见玉;或一针见血,弹不虚发;或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或买椟还珠,射不中的。正如医生,有高低之别,评家,也是有好差之分的。遇到高明的医生,药到病除,遇到低劣的医生,聋子治成了哑巴。同样,遇到好样的评家,如醍醐灌顶,遇到差劲的评家,一锅糨子,越搅越糊涂。

深通医道,有儒者风度的张友士,作为评家而论,这是对作家最有帮助的,因为他说真话,行,或者不行,虽然他说得很技巧,你能明白。而且他对毛病所在及其成因,并不隐讳,敢于坦陈他不敢苟同于别人的见解,既不附和,也不排斥,只是切中实际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商量着解决的方案,这就难能可贵。牌头不小、身份很高的张御医,自是大家风范。这样的评家,多泛泛之谈,好原则指导,喜旁敲侧击,你别指望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能答疑解难,但他言谈中的智慧火花,对作家的撞击,说不定山穷水尽以后,忽有柳暗花明的启发。

而王一贴式的评家,就等而下之了,他那“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的“疗妒方”,按他所讲“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的说法,这就很像经常在作品讨论会碰到的,发表一些不咸不淡的看法、不荤不素意见的评家,对作家而言,多么有用说不上,多么无用也说不上,但没有王一贴的口若悬河,口吐莲花,会场气氛还真是热烈不起来。至于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的胡庸医式的评家,来给作家治病,倘若允许我选择的话,我不会挂他的号,不是怕治不好,而是怕被他治死。

有病之人,离不开医生,有病之文,当然也离不开评家。反过来,要没有病人,医生就得失业,要没有作家,评家好像也就只好赋闲了。作家固然离不开评家,其实,评家更离不开作家。正如垂钓者需要鱼,塘里无鱼,钓个屁去?所以,评家不如医生那样容易讨生活,医生是病人上门来求他,评家得自己寻找工作对象,这就比较辛苦。医院一开门,病人蜂拥而至,生怕挂不上号,评家就少有这份顾客盈门的运气了。

作家对待评家,颇类似鱼对垂钓者的态度,有的咬钩,有的就不咬钩,你甩钩,他不甩你,你也没辙。虽然他们的作品,无一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需要医治的毛病。但作家的自我感觉,通常都很良好,有病,认为没病;感到有病,也讳疾忌医。尤其那些大牌的作家,那些只能说好、不能说孬的作家,那些小人得志、一下子领了什么奖的作家,不把评家看在眼里,也是文坛的众生相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医生有高明的,也有混饭吃的,聋子治成哑巴,小病治成大病,病人上过一次当以后,也就拜拜了;同样,评家有“别车杜”式的,但也有差劲的,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就谈到这样的评家:“如果批评家对你唱赞美歌的时候,你相信了他,那么往后,当他们开始骂你的时候,你必然就会丧失自信心。”接下去,他说得更玄:“可如今这些人根本无法写作了,批评家们害得他们得了不育之症。”

“不育”之词,言过其实,他应该知道,他的同胞,得诺贝尔奖的斯坦贝克,最后,江郎才尽,写出来的小说竟不能卒读,不照样在写吗?一个作家,写不好,还写不坏吗?听了不地道的评家指点,乱了方寸,有可能。相信不高明评家的指导,落下终身好不了的毛病,有可能。“不育”,一个字写不出,恐怕未必。

医生给病人诊治,批评家指出作品毛病,医坛和文坛的道理大致相似,老批评家、大批评家和老医生、大医生,都比较拿势,资格摆在那里,人们不得不尊而敬之。年轻批评家、新秀批评家和刚出医学院的医生、挂着实习医生胸牌的医生,倘非很了解情况的,一般都对他们缺乏信任感。但一个基本上说了些虚话的评家,也只能将就在二流。第八十回“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的纯粹蒙事的江湖郎中王一贴,作为一个插科打诨的评家,放在三流,都怕未必够格。至于第五十一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的那位未必就是姓胡的庸医,满嘴胡话,肯定是不入流的评家了。

最怕是胡庸医式的评论家,乱下虎狼药,在那儿瞎治病。假如他们都是评论家、批评家,一定不会到那位滥施虎狼药的胡庸医窗口挂号。脂砚斋,就是把《红楼梦》治死的评家。所以,医生瞎治,不行,评家瞎评,也不行。治不好病,会死人,评不好文,不会出人命案,也很坑害作家的。海明威就说过,三十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由于按评家的教导写作,结果患了不育之症,再也写不出任何作品了。

对于文学,对于作家,碰上王一贴式的评家,吃那等于好话说了千千万,废话说了万万千,也许疗效甚低,但耳朵还是受用的。碰上王御医式的评家,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顶多要求你删繁就简,去芜存菁,顶多希望你再上层楼,更下功夫,居高临下,或褒或贬,难免会有一点不开心,但不至于休克死人,从此完蛋。碰上张友士式的评家,期望于文学繁荣,恨不能掏心窝子地助你一臂之力,碰到如此良师益友,岂不三生有幸?

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出现的医生不少,但都停留在情节需要,起符号作用的角色层面上。而《红楼梦》中前八十回,出自曹雪芹笔下的医生:张太医之认真剀切,王御医之温文好礼,王一贴之山吹神哨,胡庸医之乱来一气,每位都是文学上独特的“那一个”,悉皆写得栩栩如生。

因此,我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到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要是遇上胡庸医这样的评家,这副给秦可卿治病的药方,肯定会是“令芹溪删去”的结局。所以,对作家而言,最怕的,是胡庸医,离得尽量远些,没坏处。清人唐甄在《潜书》中说:“一饮之而不良,再饮之而无效,三饮之而疾不去者,必庸医也。”文学家对于评论家的好心指点,哪怕他字号再老,名头再大,也要具有一点最起码的清醒。继续阅读《李国文谈《红楼梦》(书号:1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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